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党和国家重大战略，这是基于我国社会现阶段发展的实际需要而确定的，是符合我国全面实现小康，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而明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就目前的国情来看，乡村不发展，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发展；乡村社会不实现小康，中国社会就不可能全面实现小康；乡土文化得不到重构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弘扬。所以振兴乡村对于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基于哪几方面的考虑和因素，其综合背景又是什么呢？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乡村发展运动，是由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文人家发起并推动的，他们围绕“重农抑商”这一主张，先后向汉文帝、汉景帝建议，发展农业，振兴乡村，从而达到安民定国的目的。在当时，“重农抑商”根本上符合西汉王朝长治久安的利益，客观上也是当时发展农村、安定农民、发展农业的良策。贾谊《论积贮疏》虽然以发展农业、积累贮粮为核心，但也从根本上带动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相对富足。晁错的《论贵粟疏》更是点题农业发展、农村发展的根本，对乡村发展起到更进一步影响。经过文景两朝坚定不移的推进，“重农抑商”成就了历史上第一次农村发展的面貌，西汉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景象，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农村发展—派繁荣。

　　到宋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全面深入的乡村发展运动。这一运动基于地权的高度分散和高度流动的时代背景，更基于地主、富农、中农、佃农以及雇农这几个阶层的形成，思想上启源于宋儒的宗法建设，实质是藉此重建乡村组织，上体现在王安石变法上的保甲建构，文化上依赖于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稳定。因此，建设宗法组织、修族谱、立祠堂、定乡约，都在宋代蓬勃出现并完成。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发展，得力于思想文化建设，得力于宋儒的理论性创新和建构，也基于两宋持续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宋代的乡村发展运动使封建社会以来的乡村发展，第一次有了文化的灵魂和根基。《清明上河图》作为一个真实的艺术画卷和历史文献，不仅仅是宋代商业繁荣的见证，更是乡村发展的生动记录。

　　上承两宋，明代的乡村发展运动核心还是在于思想文化的建构和进一步完善，这个历史时期内，大儒的理论体系构建功不可没。这时期的乡村发展主要由王阳明、邱溶等为代表推动。王明阳的心学对乡村发展有重要意义，他开创的“南赣乡约”，是对“乡规民约”的重建，在江西广为流传，深有影响。邱濬则对乡村组织创建具有深远意义，更注重家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此外，乡绅阶层在明中叶以后的形成和发展，对明代乡村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管理中重要的一环，从这一时期开始，乡绅阶层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乡绅兴，乡村兴”成为明代乡村治理中一个特殊的现象。作为架构上层和底层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其对清代乃至时期的乡村治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一批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乡村衰败的问题，开始乡村自救的探索，发起 “乡村建设运动”。但他们的实践在抗战烽火中被中断，但是他们提出的发展乡村教育以开民智，发展实业以振兴乡村经济，弘扬传统文化以建立乡村治理体系等思想，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尝试。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的基础设施地位得以确定，农村工作一直放在重要的位置，甚至也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构想。但开展的一些工作，主要从保障供给、稳定政权的角度出发，农村依然十分贫穷。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农村的空心化、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日益严重。在此背景下，在国家有能力开始对农业农村进行支持和反哺的时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就被提出，这就是2005年10月新农村建设战略出台的背景。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农村振兴战略，方针虽然都是五句线个字，但却有四句不一样，显然，今天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已经到了城乡深度融合的阶段，无论是产业形态、发展目标，还是治理体系的建设，都到了升级换代的时候。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超过50%，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就会转向农业部门流动。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接近50%，2016年底已达57.6%。

　　从人类文明史上来看，乡村衰落又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驱动的必然结果。不管是“英国羊吃人式”，还是“拉美超前城市化式”的乡村衰落，其都会带来城市病和乡村严重衰败的问题。为了避免这种衰败，各国也都采取了积极的举措，比如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韩国的新村建设，法国的“发展一体化农业”+开展领土整治运动等。通过这些运动的开展，20世纪90年代，一度衰败的法国乡村甚至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大量的城里人涌入乡村。

　　二战后，日本政府为了提升社会发展的速度，实行了一套城市偏向政策，在这种策略引导下，势必会导致城乡发展的不均衡，造成农村发展的落后。为了振兴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大分县前知事平松守彦率先在全国发起了以立足乡土、自立自主、面向未来的造村运动。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与扶持下，各地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培育富有地方特色的农村发展模式，形成了为世人称道和效仿的“一村一品”。指导现在我国很多地区仍在模仿这种模式，“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也基本上就是围绕“一村一品”而展开的。

　　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新村运动”，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项目，如政府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村和居民区无偿提供水泥，用于建房、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新村运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改变了农村破旧落后的面貌，农民尝到了甜头，后来逐步演变为自发的运动。 此外，农村振兴厅是韩国推动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机构，全面负责韩国的农业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和科技培训。韩国农村振兴厅在工作中吸收了欧美、日本农业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紧密结合的特点和优势，从立项制订科研计划到经费划拨、实施推广，都与科技成果紧密结合，克服了资源与经费分散、重复的弊端，增强了各项政策对农村基层和农民的针对性、实效性。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农科教相结合，为韩国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荷兰的国土面积仅有4万多平方公里，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这与其大力推行农地整理密切相关。1970年开始，荷兰政府转变了只强调农业发展的单一路径，转向多目标体系的乡村建设。1985年，荷兰政府颁布《土地使用法案》，要求拓展乡村发展目标，协调与其他物质规划的关系，允许购买土地用于非农目标。娱乐、自然和历史景观保护被置于与农业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荷兰乡村建设的目标随着社会发展变得更加广泛，乡村整治任务变得越来越全面和综合。政府作为乡村重建背后的推力角色已经大大弱化，2007年版的《土地使用法案》也更加注重解决私人与政府合作开发土地过程中涉及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因此，乡村景观规划也更加注重农民、政府、社会团体等各方利益的均衡。通过农地整理，荷兰的乡村不仅环境良好、景观美丽，且农业经济发达，农民生活条件优越。在农村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形下，荷兰通过对乡村精耕细作、多重精简利用的方式，收到了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经济社会效益。

　　法国作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既是一个工业强国，又是一个农业富国。法国只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实现了农村现代化建设，这主要是缘于法国政府采取了适宜的发展策略，积极有效地推进农村改革。法国农村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发展一体化农业”+开展领土整治。

　　所谓“一体化农业”，就是在生产专业化和协调基础上，由工商业资本家与农场主通过控股或缔结合同等形式，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企业方式，把农业与同农业相关的工业、商业、运输、信贷等部门结合起来，组成利益共同体。这与我国现在推广的农业联合体、农业合作社等有很大相似之处。实行“一体化农业”能够将农业和其余相关部门集合起来，通过其他部门和机构提供资金和技术指导带动农业建设，实现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在发展“一体化农业”的同时开展领土整治，通过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帮助和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实现农村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此加快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建设。

　　美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非常推崇通过小城镇建设来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20世纪初，美国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中心过度拥挤，导致许多中产阶级向城市郊区迁移，极大地推动了小城镇的发展。再加上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小城镇功能设施的齐全以及自然环境的优越，进一步助推了小城镇的成长和发展。美国小城镇的发展与政府推行的小城镇建设政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60年，美国推行的“示范城市”试验计划的实质就是通过对大城市的人口分流来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在小城镇的建设上，美国政府非常强调富有个性化功能的打造，结合区位优势和地区特色，注重生活环境和休闲旅游的多重目标。

　　小城镇有着良好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能够对全镇的经济社会进行统筹监管，保证小城镇发展的有序与稳定。由于美国城乡一体化已经基本形成，因此，美国小城镇建设能够很好地带动乡村的发展。

　　当前，我国乡村仍然面临着发展滞后的严峻形势。我国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乡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发源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乡村的富庶是盛世历史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都是城市和工业，而乡村和农业则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城市和农村两级分化严重，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之家的差距愈发明。